宣统三年腊月初七，山海关外五十里，清军大营。

营帐内炭火烧得正旺，但气氛却冷得像冰。镶黄旗副都统赫舍里·常明坐在虎皮大椅上，脸色阴沉地盯着跪在帐中的两个斥候。

“再说一遍。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让帐中所有将官都打了个寒颤。这位常明大人以军法严苛著称，上个月刚以“动摇军心”的罪名，亲手砍了一个因为粮草不济而抱怨的参领。

斥候头压得更低了：“回...回大人，山海关确实丢了。沈砚之的三千乡勇，腊月初五夜里突袭城门，守城兵丁大半被策反，余下的...余下的不是战死就是投降了。”

“李国栋呢？”常明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，“他这个山海关总兵，是吃干饭的？”

“李总兵他...他被堵在总兵府里，沈砚之亲自带人攻进去。听说李总兵不肯降，被...被乱刀砍死了。”

帐中一片死寂。山海关总兵李国栋是正二品大员，就这么死在一群乡勇手里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叛乱，而是对大清朝廷赤裸裸的挑衅。

常明缓缓站起身。他年近五十，身材不算高大，但背脊挺得笔直，一双眼睛锐利如鹰。镶黄旗的出身让他天生带着贵胄的傲气，而三十年军旅生涯，更让他养成了说一不二的威严。

“三千乡勇，一夜之间拿下天下第一关。”他冷笑，“你们信吗？”

帐中诸将面面相觑，没人敢接话。

“沈家的底细查清楚没有？”常明转向一个文官打扮的中年人。

那人是他的幕僚，姓吴，举人出身，心思缜密。吴幕僚躬身道：“回大人，查清楚了。沈家祖上在康熙年间随军入关，世居山海关，历代从商，家资颇丰。沈砚之父沈怀义，光绪二十八年参与过‘拒俄运动’，后来被官府以‘煽动民变’的罪名下狱，死在牢里。那年沈砚之才十四岁。”

“难怪。”常明重新坐下，“父仇，加上武昌乱党闹事，给了他胆子。”

“还不止。”吴幕僚补充道，“沈砚之本人也不简单。他十八岁那年去日本留学，在早稻田大学读了三年，光绪三十四年回国。表面上继承家业经商，暗地里却一直在联络各地的会党、乡勇，还秘密训练了一支三百人的护院队，个个都有洋枪。”

“洋枪？”一个参领惊呼，“他从哪弄来的洋枪？”

“日本。”吴幕僚低声道，“他在日本时，就和孙文的乱党有来往。回国后，通过天津的洋行，陆续运进了至少五百杆村田枪，还有十挺马克沁机关枪。”

这下连常明都动容了。马克沁机关枪，那是连新军都还没完全装备的利器，沈砚之一个商人，竟然能弄到十挺？

“此人必除。”常明斩钉截铁，“否则后患无穷。”

他看向众将：“皇上已经下旨，命我等务必夺回山海关，擒杀沈砚之，以儆效尤。诸位，可有良策？”

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副将站起来：“大人，山海关易守难攻，强攻恐怕伤亡太大。不如围而不打，断其粮道。沈砚之手下都是本地乡勇，家眷都在附近，只要围上一个月，军心必乱。”

常明摇头：“一个月？京城等不起。武昌乱党已经占了半个湖北，如果山海关的事不能迅速解决，北方各省都会蠢蠢欲动。必须速战速决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况且，沈砚之不会坐以待毙。据探子回报，他已经派人和关外的程振邦联系上了。”

“程振邦？”络腮胡副将皱眉，“就是那个带着一营骑兵叛逃的新军管带？”

“正是。”常明眼中闪过杀意，“此人原是新军第六镇骑兵营管带，武昌出事后就带着全营三百骑兵北逃，一直在关外游荡。如果他和沈砚之合兵，我们就麻烦了。”

帐中再次陷入沉默。三千乡勇加上三百新军骑兵，还有洋枪和机关枪，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乱了，而是一支真正的军队。

“报——”

一个传令兵冲进大帐：“大人，关内急报！沈砚之在城中贴出告示，自称‘关东革命军都督’，说要‘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’！”

常明脸色铁青，“砰”地一拳砸在桌上：“反了！彻底反了！”

他站起身，目光扫过众将：“传令全军，明日拔营，直扑山海关。本官要亲手把沈砚之的脑袋挂在城门上！”

“喳！”

---

同一时间，山海关内，沈府。

这座三进的大宅子如今成了临时指挥部。前厅里灯火通明，十多个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围着一张大地图，争论不休。

沈砚之站在地图前，手里拿着一根细竹竿，脸色平静地听着各方意见。他今年二十六岁，身形清瘦，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色长衫，看起来更像一个书生，而不是刚刚攻下天下第一关的革命军都督。

但如果仔细看他的眼睛，就会发现那双眼睛里藏着远超年龄的沉稳和决断。那是见过世面、经历过生死、心中装着大事的人才会有的眼神。

“都督，常明的大军已经出营了，最多三天就能到关下。”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叫赵大勇，原本是沈家商队的护卫头领，现在是乡勇队的副统领，“咱们虽然有关城可守，但弹药粮草都不足，特别是炮弹，只有二十发，打几轮就没了。”

“关外的程管带什么时候能到？”沈砚之问。

“刚接到飞鸽传书，程管带说他正绕过清军防区，最快也要后天晚上才能到。”回答的是个年轻人，叫陈默，沈砚之在日本时的同学，现在是他的参谋。

“也就是说，我们至少要独自守两天。”沈砚之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，“常明手下有八千人，其中三千是骑兵。我们算上刚投诚的绿营兵，一共四千人，真正能打的只有两千。”

厅中气氛凝重。敌我兵力悬殊，这仗不好打。

“要不...咱们撤吧？”一个乡绅打扮的老者犹豫着开口，“趁着清军还没到，往南撤，去投南方的革命军。”

“撤不了。”沈砚之摇头，“常明的骑兵已经在南下的路上设了哨卡，我们带着这么多家眷和辎重，根本冲不过去。而且...”他顿了顿，“山海关是我们北方的第一面旗帜，如果刚举起来就倒了，北方的义士谁还敢响应？”

他看向众人：“这一仗，必须打。不仅要打，还要打赢。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，大清的江山，已经守不住了。”

“可是怎么打？”赵大勇挠头，“兵力差这么多...”

“关城坚固，易守难攻。”沈砚之的竹竿点在山海关地图上，“常明急于求成，一定会强攻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利用这一点，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。”

他详细布置起来：“第一，加固城墙，特别是东门和北门。把所有的机关枪都架在城楼上，组成交叉火力。”

“第二，在城外三里处的老君庙设伏。那里地势狭窄，骑兵施展不开。赵大勇，你带五百人埋伏在那里，等清军攻城受挫撤退时，从侧翼杀出。”

“第三，组织百姓，连夜在城外挖陷马坑、布置绊马索。不用多，只要能拖慢骑兵的速度就行。”

“第四...”他看向陈默，“你带几个人，趁夜出城，去接应程管带。告诉他，不要直接来关城，绕到清军背后，等我们这边打起来后，从后面夹击。”

众人领命而去，厅中只剩下沈砚之和陈默。

“砚之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。”陈默忽然开口，“你真的相信，我们这几千人，能改变这个国家吗？”

沈砚之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飘落的雪花。腊月的山海关，寒风如刀，但关城里的百姓却异常热情——他们在街头支起大锅，煮着热粥，分给守城的乡勇；妇女们聚在一起，缝制棉衣棉鞋；孩子们拿着木棍，学着大人操练...

“你看他们。”沈砚之轻声说，“我父亲当年被捕时，山海关的百姓没人敢说话。不是他们不想，是不敢。可现在，他们敢了。”

他转身看向陈默：“改变一个国家的，从来不是几千个拿枪的人，而是几千万个不再恐惧的人。我们做的事，就是告诉这些人：你们不用怕了，大清要完了，新的时代要来了。”

陈默沉默片刻，笑了：“你还是这么会煽动人。当年在日本，你就是用这番话，把我拉上这条‘贼船’的。”

“后悔了？”

“后悔？”陈默摇头，“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，就是跟你上了这条船。”

两人相视一笑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仿佛要把所有的污浊都掩盖。

但有些东西，是掩盖不住的。

比如人心里的火种，比如胸中的热血，比如那面刚刚升起的、绣着“关东革命军”五个大字的白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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腊月初九，清晨。

常明的大军如期而至。八千清军在关外三里处扎营，营帐连绵，旌旗招展。常明亲自带着亲兵营，到关下观察地形。

山海关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，城墙高耸，女墙后隐约可见人影晃动。城门紧闭，城楼上那面白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，刺眼得很。

“大人，直接攻城吗？”络腮胡副将问。

常明举起望远镜，仔细观察城防。他注意到，城楼上的守军不多，而且看起来有些慌乱，不停地来回跑动。

“他们在虚张声势。”常明冷笑，“传令，前锋营准备，一个时辰后攻城。”

“喳！”

一个时辰后，清军前锋营两千人列队完毕。伴随着震天的战鼓声，清军开始推进。最前面是五百盾牌手，后面跟着一千弓箭手，最后是五百扛着云梯的敢死队。

城墙上一片寂静。

直到清军进入两百步距离，城楼上才响起一声枪响。

然后，枪声如爆豆般响起。

不是零星的射击，而是密集的齐射。十挺马克沁机关枪同时开火，子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。清军的盾牌在重机枪子弹面前像纸糊的一样，瞬间被打得粉碎。弓箭手成片倒下，敢死队还没冲到城墙下，就死伤过半。

“撤！快撤！”前锋营参领声嘶力竭地大喊。

但已经晚了。城楼上的步枪手也开始射击，虽然不如机关枪密集，但准头极佳，专打军官和旗手。清军前锋营溃不成军，丢下数百具尸体，狼狈后撤。

常明在后方看得目瞪口呆。他知道沈砚之有机关枪，但没想到有这么多，更没想到用得这么熟练。

“大人，硬攻不行啊。”吴幕僚低声道，“机关枪火力太猛，弟兄们冲不上去。”

常明脸色铁青。他没想到，第一波攻击就吃了这么大的亏。

“用炮！”他咬牙道，“把所有火炮都拉上来，给我轰！把城墙轰塌！”

清军的十二门克虏伯野战炮被推上前线。炮手们忙碌地装填、瞄准，随着一声令下，炮弹呼啸着飞向城墙。

“轰！轰！轰！”

爆炸声震耳欲聋。城墙上碎石飞溅，浓烟滚滚。但等烟尘散去，常明发现城墙虽然被炸出几个缺口，但主体结构依然完好。

“继续轰！”他怒吼。

第二轮炮击开始。但这一次，城墙上突然升起几面奇怪的白旗——不是投降的白旗，而是用白布做的、画着红色十字的旗子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？”常明疑惑。

很快他就明白了。那些白旗所在的位置，正是他火炮的射击死角。无论炮手怎么调整角度，炮弹都打不到那里。

“是沈砚之在日本学的。”吴幕僚脸色难看，“这叫‘战场伪装’，用假目标吸引火力，真目标藏在死角里。”

常明气得浑身发抖。他打了三十年仗，从来没遇到过这么狡猾的对手。

炮击持续了一个时辰，除了把城墙炸得坑坑洼洼，没有任何实质进展。清军的炮弹却不多了——他们从京城出发时，只带了五十发炮弹，现在已经打掉了一半。

“大人，不能再打了。”吴幕僚劝道，“炮弹打光了，后续更难办。”

常明看着远处的山海关，第一次感到了无力。这座他曾经无数次经过的关城，此刻却像一头沉默的巨兽，冷冷地俯视着他。

他知道，今天攻不下了。

“收兵。”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，“明日再战。”

清军如蒙大赦，慌忙后撤。但就在他们撤到老君庙附近时，异变突生。

道路两侧的树林里，突然杀出数百乡勇。他们不跟清军正面交锋，而是专挑落单的、受伤的下手，打了就跑，等清军组织反击时，他们已经消失在树林里。

“有埋伏！”清军大乱。

常明在亲兵护卫下，好不容易才冲出埋伏圈。回到大营清点人数，才发现这一仗不仅没攻下关城，还折损了八百多人，其中大半是在撤退时被埋伏的。

“沈砚之...”常明坐在大帐里，脸色铁青得可怕，“本官发誓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”

而此刻的山海关城楼上，沈砚之正举着望远镜，看着清军狼狈撤退的背影。

“第一步，成了。”他轻声说。

陈默站在他身边：“但常明不会善罢甘休。明天他一定会想出别的办法。”

“那就让他来。”沈砚之放下望远镜，“我们有的是时间，陪他慢慢玩。”

他看向远方，那里是京城的方向。

“这才刚刚开始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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