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冬，天津，大雪。

纷纷扬扬的雪花，将这座九河下梢的城市装点得银装素裹，却也掩盖不住空气中弥漫的肃杀之气。直隶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，刚刚签发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：鉴于“赤化分子”活动猖獗，即日起全城戒严，军警可随时搜查“可疑”场所，格杀勿论。

这道命令，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本就不平静的池塘，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每一个角落。

法租界“济世堂”中药铺的后院，门窗紧闭，厚重的棉布窗帘隔绝了外面的风雪和窥探。屋内，一盏煤油灯跳跃着昏黄的光芒，映照着沈砚之凝重的脸庞。

他面前的桌子上，摊开着一张天津地图，上面用红蓝铅笔做了许多标记。红色代表军警岗哨和搜查过的地点，蓝色则是国民党北方支部的联络点和潜在的安全屋。短短三天，红色的标记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，几乎将蓝色的标记吞噬殆尽。

“刘云生被关在哪儿？”沈砚之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连日来的奔波和焦虑让他眼窝深陷，但眼神却锐利如鹰。

“侦缉队队部后面的牢房，看守很严。”石敢当低声汇报，他刚刚从一个在侦缉队当差的远房亲戚那里得到的消息，“听说是‘笑面虎’刘麻子亲自审讯，用了‘坐老虎凳’的刑罚，云生兄弟……骨头很硬，什么都没说。”

沈砚之的拳头猛地攥紧，指节捏得发白。刘云生，那个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，曾与他激烈辩论过“革命是否需要通过流血来实现”的热血青年，此刻正躺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。

“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”沈砚之站起身，在狭小的空间里踱步，“云生是我们的同志，更是革命的火种。他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不仅是损失，更是对我们所有人生存的嘲讽。”

“可是师长，”石敢当面露难色，“现在满大街都是军警，刘麻子的侦缉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窜。我们上次设的那个局，虽然迷惑了他们一阵子，但现在看来，他们是把所有怀疑都集中到了我们身上。这时候去救人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”

沈砚之停下脚步，目光落在地图上那个代表着侦缉队队部的红叉上。那是一座位于日租界和老城区交界处的三层砖楼，结构坚固，周围布满了明暗岗哨，堪称铜墙铁壁。

“强攻不行，只能智取。”沈砚之沉声道，“而且，我们要救的不只是一个刘云生，而是要借此机会，给杨以德、给刘麻子，狠狠地打一记耳光，让他们知道，天津，不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！”

他俯下身，手指点在地图上的一条街道上：“敢当，你还记得‘小霸王’张四吗？”

石敢当眼睛一亮：“记得！当年在程将军手下，负责搞后勤的那个混不吝的张四爷？他不是在张家口做皮毛生意吗？”

“他上个月回来了，在河北大街开了家‘同盛源’货栈，明面上是做粮食批发生意，实际上……”沈砚之嘴角勾起一丝冷峭的弧度，“他手底下养着几十号亡命徒，黑白两道都吃得开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和侦缉队的一个姓李的队长，是拜把子兄弟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对，我们要利用这层关系，打进去。”沈砚之从怀中掏出一枚印章和一张空白的委任状，“这是我为张四准备的，北洋政府陆军部额外加委的‘粮秣督办’头衔。告诉他，只要帮我做成这件事，这顶乌纱帽，我就替他戴稳了。”

石敢当心领神会，立刻起身：“我这就去办！”

“等等，”沈砚之叫住他，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瓷瓶，“把这个带给张四，就说是我的一点‘心意’，让他办事的时候，手脚麻利点。”

瓷瓶里，是一种无色无味的烈性迷药。

与此同时，在天津警察厅侦缉队队部的审讯室里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血腥和腐臭混合的气味。

刘云生被吊在半空中，双臂脱臼，双腿被砖头垫着，呈现出一种极其痛苦的姿势。他的上衣已经被剥去，背上满是纵横交错的鞭痕和烙铁印，有些伤口还在渗着血水。

“小子，骨头挺硬啊。”刘麻子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把玩着一把精致的紫砂壶，慢悠悠地呷了一口茶，“说吧，你们那个‘沈遁初’藏在哪儿？你们国民党北方支部，还有哪些人？”

刘云生艰难地抬起头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讥讽和不屑：“刘麻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们抓我，不就是因为抓不到沈先生吗？有本事，你们去抓啊！拿我一个学生开刀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“嘿嘿，英雄？”刘麻子冷笑一声，放下茶壶，“在这天津卫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你以为你骨头硬，老子就没办法了？告诉你，过不了今晚，你就得变成一堆烂肉！”

他朝旁边的打手使了个眼色。打手狞笑着，举起一桶盐水，就要往刘云生身上泼。

就在这时，审讯室的门被粗暴地推开，一个穿着绸缎马褂的胖子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，正是“粮秣督办”张四。

“哎呀呀，刘队长，刘队长！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”张四一边嚷嚷着，一边挡在了刘云生面前。

刘麻子眉头一皱，不耐烦地挥手让打手退下：“张督办，你来这儿搅什么局？我们正在办案！”

“办案？办什么案子嘛！”张四满脸堆笑，从怀里掏出一叠钞票，塞到刘麻子手里，“一点小意思，给弟兄们喝茶。刘队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跟个小孩子计较什么？这刘云生，是我在南开中学的远房侄子，不懂事，冲撞了您，我替他赔不是！”

刘麻子掂了掂手里的钞票，厚度可观，但他脸上却没有半分喜色，反而更加阴沉：“张督办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刘某人办案，向来公私分明。这小子是赤党，是通缉犯，你敢保他？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张四连连摆手，“不过嘛……刘队长，您也知道，如今这世道，风声紧。上头（指段祺瑞政府）虽然下令严查，但咱们在下面办事，也得讲个‘度’。这南开中学，可是洋人关注的地方，万一因为这事儿闹大了，影响了咱们的‘国际形象’，上面怪罪下来，你我可都吃不了兜着走啊！”

他凑近刘麻子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再说了，刘队长，您想想，这小子骨头这么硬，明显是受过训练的。您就算把他打死，他也未必能说出个一二三来。反倒不如……卖我张四一个面子，把他交给我，我保证让他‘安分守己’，绝不给您添麻烦。您看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”

刘麻子眯着眼睛，盯着张四看了半晌。他知道张四在天津地面上的能量，也知道他和上面某些大人物有关系。更重要的是，张四的话戳中了他的软肋——确实，把一个学生活活打死，动静闹大了，对自己没好处。

“哼，既然是张督办的侄子，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”刘麻子冷哼一声，顺势下坡，“不过，张督办，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这小子要是再敢乱说乱动，我可不管什么亲戚不亲戚！”

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！”张四连忙点头哈腰，“多谢刘队长，多谢刘队长！”

就这样，刘云生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，又被张四的人“请”走了。当然，在“请”走的路上，张四给他喂下了一颗解毒丸，并用特制的药膏为他敷上了伤口。

当沈砚之在秘密据点见到几乎不成人形的刘云生时，这位一向沉稳的革命家，眼眶也忍不住红了。

“云生，委屈你了。”沈砚之握住刘云生缠满绷带的双手。

刘云生虚弱地笑了笑，声音嘶哑：“沈先生……我没……没给组织丢脸吧？”

“没有，你做得很好。”沈砚之郑重地说道，“你今天的牺牲，比十个师的兵力更有价值。”

刘云生被秘密送往日本医院进行治疗。而沈砚之的反击，才刚刚开始。

张四成功“捞人”的事件，在天津的黑白两道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人们都在私下议论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“粮秣督办”张四，究竟有多大的面子，竟然能从“笑面虎”刘麻子手里把人抢走。

一时间，张四的“同盛源”货栈门前，车水马龙，各路人物纷纷前来拜会，意图结交这位“新贵”。

沈砚之利用这个机会，通过张四搭建的平台，迅速将分散的同志重新串联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通过这个事件，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：国民党北方支部，依然存在，而且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同志！

几天后，天津各大报纸，包括租界的英文报纸，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：著名爱国学生、南开中学教员刘云生，因涉嫌“赤化”被警方逮捕，在狱中遭受酷刑，生命垂危。消息一出，舆论哗然。天津学界、工商界纷纷发表通电，谴责政府的暴行，要求立即释放刘云生，保障人权。

甚至连外国领事馆也派员向杨以德提出了“关切”。

杨以德和刘麻子焦头烂额，他们没想到，放走一个刘云生，竟然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连锁反应。他们试图封锁消息，却发现为时已晚。而那个始作俑者“沈遁初”，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。

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，沈砚之最后一次来到张四的货栈。

“张老板，这次多亏了你。”沈砚之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推到张四面前，“这里面，是答应你的‘酬劳’。”

张四没有碰那个包裹，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沈先生，您别折煞我了。我张四虽然是个粗人，但也知道什么是民族大义。能为国家做点事，是我的荣幸。这钱，您收回去吧，留给更需要的地方。”

沈砚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收回了包裹：“好！张老板是条汉子！日后若有需要，张某人随时听候调遣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！”

离开货栈，沈砚之登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马车。马车在风雪中疾驰，驶向天津火车站。

他要去北京。刘云生事件只是一个开始，更大的风暴，正在帝都酝酿。段祺瑞政府准备参加协约国、对德宣战，从而获取日本的贷款，这无疑是引狼入室、卖国求荣的举动。孙中山先生已经号召全国反对“参战”，一场新的政治风暴，即将席卷中国。

而在北京的某个秘密寓所里，一位名叫李大钊的北大教授，也正在灯下奋笔疾书，撰写着反对“参战”的文章。他的笔下，流淌着与沈砚之同样的热血与忧虑。

历史的洪流，在1917年的寒冬，再次汇聚，奔腾向前。

（本章完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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