薛紫英离开的第四十天，沪城落了第二场雪。

这场雪比平安夜那场大得多。清早推开窗，整个城市像被塞进一只倒扣的雪瓮里，楼群、街道、行道树都被闷成同一种绵软的白色。

陆时衍在那间临时改造成的档案室里待了整整三天。

说是档案室，其实只是他律所旧址废弃的小会议室。七年前林建勋把整层楼翻新成北欧极简风，唯独这间十六平米的屋子被遗忘在动线末端，墙皮剥落，灯管坏了一根，剩下一根也闪烁得像濒死的萤火虫。

他把那枚硬盘里的资料导出来后，就再没离开过这间屋子。

打印机吐出的A4纸在长条桌上堆成七座小山。他看完一叠，叠到右边，看完另一叠，叠到左边。右手边的窗台积了三天薄灰，左手边的咖啡杯空了十七个小时。

他找到了。

薛紫英留下的不只是那枚硬盘。

硬盘里的文件夹名叫“证据”，但他打开后才发现，那不是她为法庭准备的证物清单。

那是一个女人七年来不敢说出口的日记。

2017年4月17日。

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。

他说紫英，你是个聪明孩子，聪明人应该做聪明选择。

他给我看了一沓照片。

是我爸在疗养院的病床。

我妈在早市买菜。

我妈不知道那天有人跟了她一上午。

2017年5月3日。

今天签了合伙人协议。

林建勋说这只是开始。

他说你要习惯——保护需要保护的人，有时要先做不得不做的事。

他说的“不得不做的事”，是给苏砚公司的测试账号开后门。

我做了。

2017年5月17日。

我把沈淮推荐给了苏砚。

他是林建勋的人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是。

林建勋安排他去苏砚公司“卧底”的时候，给他编织的理由是“追踪前司泄露的商业机密”。

他信了。

他不知道那份“商业机密”根本不存在。

林建勋只是需要一枚棋子埋在苏砚身边。

而我只是这枚棋子的介绍人。

2018年3月9日。

沈淮今天给我发消息，说苏砚给他独立负责的模块权限了。

他说紫英姐，谢谢你当初介绍我来这里，苏总人很好，团队氛围也好，我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做出成绩。

我没回。

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这个师弟，他的“好运气”是我用他的前途做的交易。

2018年11月2日。

时衍接的那个专利侵权案，原告方证据链里有林建勋的手笔。

不是他直接出面。

是他在法学院时的学生，那个学生现在在原告方的律所做合伙人。

他教他们怎么在时间戳上做手脚。

他教了三十年了。

从他当上教授的那天起，就在教这件事。

2019年6月17日。

我找到了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。

1989年。

他还在法学院教书那年。

账目记录的是他帮一家乡镇企业打赢专利侵权官司后，对方“感谢”他的现金。

十五万。

那时候他月薪一百七。

我把账目复刻了一份，藏在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。

我写了日期。

没写是谁放的。

2019年7月23日。

林建勋把我叫进办公室，问我最近是不是“太累了”。

他说紫英，你这两年瘦了很多，是不是工作压力大？

我摇头。

他笑了笑，说那就好。

他说你知道的，我一直把你当女儿看。

——他从来没有女儿。

他把我当提线木偶。

2020年1月15日。

时衍那个案子开庭了。

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。

他质证的时候，苏砚突然提交了那份动态数据加密技术的临时说明。

全场都在看苏砚。

只有我看见时衍的手指顿了一下。

他知道那是我的手法。

他什么都没说。

2020年1月17日。

我约时衍在翠苑路的咖啡店见面。

七年了。

我以为自己有勇气把一切告诉他。

可是当我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、大衣还是七年前我买的那条、领口那枚平安符不见了——

我说不出口。

他说：“薛律师，你约我有什么事？”

薛律师。

不是紫英。

我喝完了那杯咖啡。

然后我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
2020年12月31日。

跨年夜。

我一个人在工会活动室待到凌晨三点。

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里，已经有了七份账目、十三段录音、四十一封邮件截图。

我把它们归进同一个文件夹。

命名：证据。

然后我删了它。

我还没准备好。

我还没攒够勇气。

2021年4月17日。

今天是我入职苏砚公司四周年。

没有庆祝。

没有人记得。

苏砚开会时甚至没有看我。

她不知道我是林建勋的人。

她不知道沈淮是我介绍的。

她不知道自己公司那两次数据泄露，起因是我四年前亲手埋下的后门。

她对我最大的防备，只是每周一上午十点让董婉贞来“旁听”我的工作汇报。

她防我。

但她不知道应该更防我。

2021年8月2日。

我爸走了。

我赶回老家的那天，他已经不会说话了。

护工说他临终前一直在念我的名字。

紫英。

紫英。

紫英。

我握着他的手。

冰的。

我想说爸对不起，这四年我回来看你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。

我想说爸对不起，你住的这家疗养院是林建勋安排的，我一直没攒够钱给你换更好的。

我想说爸对不起，我没能成为你希望的那种人。

他听不见了。

2021年8月9日。

我在殡仪馆守了七天。

时衍来吊唁。

他不知道我爸是谁，他只是从某个旧同事那里听说了消息。

他站在灵堂门口，没有进来。

他把一束白菊放在门边的椅子上。

然后他走了。

那束白菊。

和七年前我父母墓前的那束一模一样。

2022年1月1日。

新年第一天。

我把那份删掉的“证据”文件夹从回收站恢复了。

我告诉自己：这是最后一年。

2022年12月31日。

没有。

还是没有勇气。

2023年3月15日。

苏砚父亲当年的老部下找到了。

她在会议室里接待他，门关着，我站在茶水间门口。

隔着一道门，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。

但我看见苏砚出来时，眼眶是红的。

她把脸侧向窗户，站了三十秒。

然后她回办公室。

继续开会。

继续批文件。

继续做那个永远不会哭的苏砚。

——原来她也是硬撑。

2023年5月17日。

沈淮动手了。

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意味着什么，林建勋给他的任务是“拿到核心算法的完整架构”。

他以为这是合法的商业情报收集。

他不知道他下载的那些代码，会让苏砚公司的新品发布会紧急叫停。

他不知道他的测试账号后门，是我四年前亲手留下的。

我留了四年。

四年里我无数次想修复它。

但我没有。

因为林建勋说：沈淮是我的人，他不是，但他是我的刀。

刀断了，没人会追查到刀匠。

2023年5月17日凌晨2:13。

苏砚登录服务器，删了那条日志。

她不知道我看见她了。

我那天晚上也在公司。

我坐在监控室，从十七个摄像头画面里，看着她走进机房。

她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还醒着的人。

她不知道自己删掉的那条记录，四年前也是我亲手留下的。

——我留证据。

她删证据。

我们保护着彼此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。

整整四年。

2023年7月9日。

时衍来找我。

不是约的，是他直接来公司门口等我。

他说：薛紫英，林建勋手里的那份“导师签名”文件，是不是你给他的？

我说是。

他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他说：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？

我说：因为你要查他了。

他看了我一眼。

那是七年来他第一次认真看我。

不是看嫌疑人，不是看对手，不是看背叛者。

是看一个他曾经想要共度余生的人。

他说：那你自己呢？

我没回答。

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2023年11月9日。

七年了。

那家咖啡店还在翠苑路。

那块蛋糕也还有。

我在靠窗第三个卡座坐了一下午。

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。

我一个人喝了两杯咖啡。

没点蛋糕。

结账的时候收银的小姑娘问我：姐，你等人吗？

我说：不等了。

2023年11月9日深夜。

我把硬盘封进工会活动室那间废弃更衣柜的夹层。

还是那个位置。

1989年林建勋的第一份原始账目在那里躺了三十四年。

2023年5月17日苏砚删掉的那条日志截屏也在那里躺了半年。

我把七年来没敢交出去的一切都放进去了。

然后我给时衍发了一条短信。

我没有写落款。

“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，废弃更衣柜，夹层。”

他收到了。

2023年11月12日。

今天是最后一天。

机票在口袋里。

布鲁塞尔。

一个从来没有林建勋、没有沈淮、没有四年前那道后门、没有七年说不出口的对不起的城市。

我想我妈了。

上次见她是2019年春节。

她问我：紫英，你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回来？

我说快了。

五年了。

我没有兑现。

这一次。

我把机票收进大衣内袋。

安检口排着长队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出发层门外。

时衍站在那里。

七年前我离开他。

七年后他没有追我。

但他来了。

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。

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。

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。

谁都没有先动。

然后我转身。

走向登机口。

没有回头。

时衍。

那天的咖啡我喝了。

很苦。

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，味道一样。

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。

今天没有。

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。

窗外天已经黑了。

第二场雪还在下，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，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，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。

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。

整整齐齐。

边缘对齐。

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——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，没有存进硬盘，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。

他看了三遍。

第一遍。

第二遍。

第三遍。

他把那张纸折起来。

放进大衣内袋。

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——他以为只是装饰。

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。

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。

陆时衍站起身。

灯管还在闪。

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。

锁门。

下楼。

门卫老张正在值班室打盹，电视机里放着戏曲频道，咿咿呀呀。

陆时衍敲了敲窗。

老张惊醒。

“陆律师？这么晚还在？”

陆时衍没有回答。

他把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。

七号车间。

工会活动室。

那间废弃更衣柜。

老张看着他。

“不等了？”

陆时衍说：“不来了。”

他转身。

走进大雪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董婉贞推开苏砚办公室的门。

苏砚正在看一份技术文档。

董婉贞把一份传真放到她桌上。

苏砚低头。

传真只有一页。

是布鲁塞尔当地律所发来的。

抬头是英文。

内容只有一行中文：

“薛紫英女士委托本所转交：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，工会活动室，废弃更衣柜夹层。钥匙已移交陆时衍律师。后续事宜请联系陆律师。”

苏砚看着那行字。

很久。

她没有抬头。

“陆时衍在哪？”

董婉贞说：“在城西墓园。”

苏砚站起来。

大衣在椅背上挂着。

她没穿。

推门出去。

雪停了。

城西墓园。

陆时衍站在第七排。

薛父薛母的墓碑前。

那束白菊已经谢了，干枯的花瓣被雪压进泥土里。

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。

不是作为遗物。

不是作为纪念。

是作为他替她保管的、她不敢取回的那部分自己。

他把硬盘搁在墓碑基座上。

让它靠着那束枯萎的花。

“薛紫英。”他开口。

风停了。

雪停了。

整片墓园静得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，说完“没有了”之后。

法官敲下法槌。

全场肃静。

她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
背脊挺直。

像今天他面前的这块碑。

“你爸收到了。”他说。

他顿了顿。

“那束白菊。”

“还有你七年前没敢放下的道歉。”

他把手插进大衣内袋。

摸到那张折成方块的纸。

没有拿出来。

他只是隔着布料按着它。

像按着一个人七年来不敢寄出的所有信件。

“你妈还在老家。”

他说。

“她不知道你在布鲁塞尔。”

“她只说你今年过年会回来。”

他沉默了很久。

“她给你织了一条红围巾。”

“放在你卧室的床头。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
风重新起了。

从墓园西边的松林穿过来，把墓碑前的残雪卷起细小的漩涡。

那枚硬盘还搁在基座上。

荧光标签在暮色里亮着。

20241109。

七年后。

她离开的那天。

他把手从内袋抽出来。

转身。

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。

这一次他回头了。

隔着三十级台阶。

隔着七年三千公里。

隔着那句他从未说出口、今夜终于不必说的——

“你还会回来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只有那枚硬盘还在亮着。

像七年前咖啡店窗外，裂开云层的那道阳光。

（第0222章  完）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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