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看不清。”刘老板回忆着，“他穿着黑衣服，戴着帽子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看不见脸。说话也是那种沙哑的声音，像是故意捏着嗓子。”

黑衣服？戴帽子？看不见脸？

宋渊的眼睛眯起来。

“他说埋那东西干什么？”

“说是辟邪。”刘老板苦笑，“我当时也没多想，五千块钱不是小数目，就答应了。谁知道后来闹出这么多事……”

“他还说了什么？”

“没了。”刘老板摇头，“就那一次，埋完东西他就走了，后来再也没出现过。”

宋渊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他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停下来。

“刘老板，以后有人给你钱让你干这种事，最好先问清楚。不然下次可能就不是停工这么简单了。”

刘老板的脸色白了，小鸡啄米一样的不停点头。

当天下午，宋渊回到调查局，把情况汇报给赵国强。

“聚阴阵？”赵国强皱起眉头，“有人故意布的？”

“对，用的是九门的手法。”

“九门？”赵国强的表情变得凝重，“九门不是在省城被你灭了吗？”

“主力是灭了，但还有一些残党逃了出来。我这次来京城，就是追踪他们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九门的人逃到了京城？”

“不止在京城。”宋渊看着他，“他们在京城布局。工地那个阵法只是开始，我怀疑还有更多。”

赵国强沉默了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院子。

“宋先生，这件事非同小可。如果九门真的在京城活动，那就不是调查局一家的事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调查局的帮助。我需要一份京城近半年来所有异常事件的档案。闹鬼、失踪，什么都行。越详细越好。”

“这个没问题。”赵国强点头，“我让小孙给你送过去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宋渊犹豫了一下，“我需要调查局帮我保密。我在京城的行踪，九门的人如果知道我来了，可能会有动作。我不想打草惊蛇。”

赵国强点点头：“明白。”

当天晚上，消息传遍了749调查局。城东工地的事，被宋渊一个人解决了。

一个拖了两个月、调查局派了好几拨人都搞不定的案子，他一晚上就弄清楚了。而且还找出了幕后黑手，九门的残党。

调查局里的人看宋渊的眼神都变了，连钱志远也不吭声了。

他听说工地的事解决之后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，躲在办公室里一下午没出来。

“宋先生，厉害啊。”孙立成拍着宋渊的肩膀，笑得满脸开花，“一晚上就把事儿办了，我们外勤组那帮人可算是开了眼了。”

“小事。”宋渊摆摆手，“那阵法不算复杂，只是埋得深，不好找。”

“您就别谦虚了。”孙立成压低声音，“老钱那张脸，可算是被您打肿了。他今天一下午都没出来，估计是丢不起那人。”

宋渊没接话。他不是来得罪人的，只是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摆谱而已。

钱志远愿意怎么想，是他自己的事。

摆平了工地的事情，连着三天，宋渊把自己关在招待所里研究档案。

调查局送来的资料不少，光文件袋就有二十多个，摞在桌上跟小山似的。里头记的都是京城近半年的异常事件——闹鬼、凶杀、失踪、怪病，什么邪门的事都有。

大部分案子结了，但有七八个悬着。

宋渊把这些没结的挑出来，摊在床上一个个看。

看着看着，他发现了点名堂。

这些案子的发生地点，分布得挺有规律：城东两起，城西两起，城北城南各一起。他找招待所借了张京城地图，把地点一个个标上去。

红点连成线，线围成圈。

圆心的位置，落在西城区一条老胡同里。

“有意思。”

宋渊盯着地图看了半晌，正琢磨这圆心的位置是不是该去踩踩点，门外响起敲门声。

“宋先生，有人找。”

是招待所的服务员，说话带着京腔。

“谁啊？”

“一个老太太，说是您亲戚。”

亲戚？宋渊愣了一下。他在京城人生地不熟的，哪来的亲戚？

“让她进来吧。”

门推开，进来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。

头发花白，梳得一丝不苟，在脑后挽了个髻，用根银簪子别着。脸上皱纹不少，但皮肤保养得不错，穿一件藏青色的棉袄，袖口和领子都镶了一道黑边，看着挺讲究。

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。

老太太进门先没说话，站在那儿把宋渊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。

看着看着，眼眶红了。

“你就是宋渊？”

“我是，老太太您是……”

“我姓周。”老太太的声音有点哑，“周淑芬。”

姓周？宋渊心里咯噔一下。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我祖上和你祖上是同族。”周淑芬在椅子上坐下，从兜里掏出块手帕按了按眼角，“当年周家有一支迁到京城，就是我这一脉。算起来，咱们还是本家。”

宋渊的表情变了。京城还有周家的人？老周头从没跟他提过这事。

“老太太，您是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这京城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圈子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瞒不住人。”

“这阵子都在传，说调查局请了个省城来的年轻人，姓宋，是周家的后人。我一听就知道是你。”

周淑芬收起手帕，顿了顿说：“你长得像你爷爷。”

宋渊的心跳漏了一拍：“您认识我爷爷？”

“见过一面。”

周淑芬从棉袄内兜里摸出个布包，一层层打开，露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。

照片保存得不算好，边角都卷了，还有几道折痕。但看得出主人很珍惜它，布包里还垫了层棉花，怕压坏了。

“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”周淑芬把照片递过来，“民国三十八年，我那时候才十二岁。”

宋渊接过照片，细细端详。

照片里是一栋老宅的门口，青砖灰瓦，门楣上挂着块匾，字迹模糊了看不清。门前站着五六个人，有老有少，穿的都是那个年代的长袍马褂。

最右边站着个年轻人。浓眉大眼，腰杆挺直，站在那儿跟棵松树似的。虽然照片发黄模糊了，但那股子精气神还在。的确是他爷爷。

“这是在哪儿拍的？”

“我家老宅，东城区锣鼓巷七号。”周淑芬指着照片里的宅子，“你爷爷当年来京城，在我家住过一段日子。那会儿我还小，就记得他整天往地窖里跑，说是看什么老物件。”

地窖？老物件？宋渊把这两个词记在心里。

他看着照片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。爷爷来过京城，住过周家的宅子，可这些事老周头从没提过一个字。

这里头，肯定有大文章。

“老太太。”他把照片递回去，“您大老远跑来找我，不会就为了叙旧吧？”

周淑芬的脸色沉下来，压低声音。

“我是来求你帮忙的，我家老宅出了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死人了，半年之内，死了仨。”周淑芬的嘴唇抖了抖，“都是一个死法，睡着睡着就没气儿了。”

接下来小半个钟头，周淑芬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

锣鼓巷七号是清朝时候传下来的老宅，三进的院子，正经的四合院。解放后收归公有分给旁人住过一阵子，后来落实政策又还回来了。

周淑芬丈夫死得早，儿女都在外地，就她一个人守着这宅子。平时雇了个保姆照顾起居，日子过得清净。

半年前，保姆死了。

五十多岁的大妈，身体一直挺硬朗，头天晚上还在院里扫落叶。第二天早上周淑芬起来，发现她躺在床上没了气，脸上的表情像是见了鬼——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张着，满脸惊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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